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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来·法拉先生
约瑟芬·铁伊（Josephine
Tey）一生只写过八部作品，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写于1951年的《时间的女儿》（The Daughter of
Time）。有评论说她的推理小说是“水准齐一”的，这样的评价让我想起了台湾武侠作家司马翎，他的作品也不多，同样是没有高下、质量划一的，要做到这一点极其不容易，只能说他们都有写作天赋和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华夏出版社的这套《约瑟芬·铁伊推理全集》我没有尽阅，不敢如上文般妄加评判，惟有就事论事了。《博来·法拉先生》（Brat
Farrar，1949）应该算是铁伊的中期作品，如果有人非要给铁伊划分创作时期的话；这是我阅读的第一部铁伊作品，要谈当时的阅读感受，应该不是轻松、刺激或是震撼等词语所能概括的，因为她的小说“不只是情节的曲折和破案结局的震撼而已，就像读张爱玲，你不会只关心故事和书中人物的结局一样”，下面就让我带您走进铁伊的推理世界吧。
一、非传统推理叙事
所谓推理叙事，是指通过侦探对已发生的案件（往往是命案）的推理分析的不断深入、细化来铺展情节和推动故事发展的叙事模式。传统的推理叙事多是这样的：故事一开头就发生了命案，侦探介入其中，所有涉及者都是嫌疑人，然后通过抽丝剥茧、顺藤摸瓜，最终找到真凶。稍有点特色的，就多死几个人，营造恐怖气氛，反衬凶手的高明和辣手，侦探不断地推翻自己原先的假定，再导出新的更合理的推断，直到真相大白。为了增加曲折程度，还常常故设谜局，扰乱思路，甚至陡然断掉线索。故事的结局一般都是凶手伏法，其作案动机以家族复仇、财产问题、乱伦关系等等，不一而足。
我们试对这种传统推理叙事进行分析，看看有什么优缺点。命案突然发生，而且死法离奇，手段高明，侦探几乎束手无策。这样的开头对于作为通俗文学范畴的推理小说来说，很具备典型意义——能大大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也充分调动了读者的探究欲，让他们迫不及待地往下看。如此悬念和设伏，让故事一开始就进入高潮。接下来就看各位侦探的推理本事了，这过程虽说不是千篇一律，也大同小异，区别就在推理是否经得起推敲。聪明的作家会设置盲点，比较浓厚的兴趣总是指向“完美密室杀人”。且不说这样的兴趣是怎么来的，这种杀人方式却透着那么点古典气息，凶手追求完美谋杀的意境，既让侦探有了展示终极才华的机会，也吊足了读者胃口，更为作品提供了被反复阅读咀嚼以找寻蛛丝马迹的条件。所以，凡是知名作家，无一不用此法，阿婆用过，横沟用过，青山刚昌也用过……近年来这方面最有成就的，大概就是绫辻行人的“馆”系列和那三部梅菲斯特获奖作品了。在这儿，我不想再列举，也无意指摘其谬误，只想强调一点——惟独铁伊没用过，或者以她的创造个性，根本不喜也不屑用！
上面说到了，推理小说的开头、过程尚可以做到不一样，那么结局呢？我看大致貌似：侦探将大家招到一个大厅，现身说法，总结陈词，历数罪犯作案过程，并分析其心理。接着罪犯不是低头伏法，就是深深自责、饮弹而亡。侦探使命完成，小说也就结束了。这样的作品看多了，难免有雷同之感，因此很少有读者愿意将其作再看一遍（至少近期不会重读）。所以高明的作家也有对策，就是留个意味深长的结尾，再造悬念，这叫不一棒子打死，留有余地。社会推理派则不在故事本身下功夫，而是揭示一种社会现象，剖析造成命案的原因，让读者不仅体验到推理的愉悦，还会去联系实际，琢磨其更深层次的内涵。那么铁伊是怎么做的呢？
关于传统推理叙事，还有这样一段文字描述：“在乍然进入一个场景，尤其是封闭式的办公室、房间或起居室（即密室——笔者注）中，不管是大师级如克里斯蒂或范达因或昆恩（即奎因——笔者注），通常我们会看到的是一种全景式、无等差的细致描绘，……这乏味的列举描述中也许藏着一个你赖以解谜的关键线索”（参见《博来·法拉先生》导读）。唐诺先生进而指出，“这样的描述方式完全没有焦点。”鲁迅在散文《秋夜》开篇的那种焦点味十足的境界，不是人人学得来的，却也是传统与创新的不同之处。对于纯粹的推理小说而言，焦点并不重要，它只需要不断地设伏和呼应，解谜仍然是关键，读者感兴趣的也正是达到这一目的所走过的路，至于这路是否有个性，似乎不是什么需要关心的话题。然而铁伊的魅力却正在于此，她笔下的任何事物是有焦点的！焦点的出现，是时间的驻留，是推理的停止。应该这是推理作家极力避开的事情，铁伊却坦然选择了这种停止。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停止只能让推理小说增添一种道不尽的茗香。
我们具体到《博来·法拉先生》中分析。小说开头比较平淡，碧翠姑姑和她的三个年轻晚辈在餐桌前絮絮叨叨地谈一些看似很无聊的话（诺亚厉害还是尤里西斯厉害）。这些话我们在自己家里也常常听到，很有亲切感，但却丝毫看不出这些话与推理小说有什么关系，更别说和命案牵扯上了。接着描述了珍妮、露丝和西蒙的各自样貌、品性等，不一般的是这样的描述不是自然主义式的巨细无遗，而是有倾向性的，有轻重虚实的，因为读者是在通过碧翠的眼睛在看他们，而不是叙述者。作为读过全文的读者，回过头来看前两章，你会很有趣地看到铁伊的笔是有魔法的。这两章文字表面来看，或者初读者的感觉，是一点推理小说的味道都没有，你想找也没有！推理被淡化得无影无踪了，有的只是莱契特的亚叙别一家的日常生活场景，可以被认作关键情节的只是一件看似自然不过的事情：西蒙要举行成人礼了。但这些文字并不是随意的，通篇来看反而是大有深意的，虽不能说是整部小说的缩影，却隐藏了很多东西……推理的停止现象，开篇就出现了！没有血案，没有侦探，也没有封闭式的空间，也没有引人探究的悬念，推理场景的铺设所需要的道具一样都没有！有的只是一个个生活画面，普通而不无聊的。仿佛没有与推理挨边的东西，又好象什么都是推理的前奏，这就是铁伊的魔力。用“道是无情却有情”、“此处无声胜有声”等诗句来形容铁伊的非传统推理叙事，是再恰当不过的。不客气的说，如果书封上不标明这是部推理小说，我会将它看作是部外国文学名著来读的。不管是小说的叙述方式，还是里面的人物、风景，都无不烙着深深的英国文学气质，这点我后文再详细谈。因为整部小说，推理的味道相当淡，是似乎游离于小说主题之外的东西。那些推理道具总还是有的，但已经被作者随意搁置了，支离破碎的样子，尽管确有命案，确有推理情节，也确有侦探角色（博来·法拉），但所有的这些只占全文内容的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弱。推理情节缩水到这样的程度，就我的阅读经历而言，这还是第一次，不能不说有种特别的感受，也侧面体现了作家的个性和独到。既然推理停止了、缩水了，代替推理并让我们把这本书读完的又是什么样的情节呢？这点已经没必要详细说了，简单地举个例子，在读《博来·法拉先生》时，我能深深体会到多年前阅读马克·吐温作品时的那种乐趣，尤其是著名的《王子与贫儿》，简直是异曲同工，博来的经历与那位贫儿颇为相似，唯一的不同只是博来还参与了命案的侦破，有趣的是他是以实际被杀者的身份来破案的。
最后用一段同样有趣的文字来结束我的第一部分书评——台湾名导演侯孝贤在被影迷问及“您在什么时候考虑安排特写”时说到：“当你想看清楚时。”对于铁伊的非传统推理，如果你问她什么时候才考虑安排推理，她一定会说：“在你需要进行思考的时候。”（不知道这算不算逻辑悖论，大家姑罔听之。）
二、立体型人物塑造
所谓立体型人物，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圆型人物，与平面型人物（扁型人物）相对应。英国著名作家福斯特（Forster）在《小说面面观》中把小说人物分成扁型人物（Flat
character）和圆型人物（Round
character）两大类。扁型人物常常是按照理念创造出来的，而圆型人物则是从生活出发，是性格的多重组合。一般说来圆型人物的审美张力大一些，而扁型人物就相对差一点。
在这里，可以借用福斯特的这种理论来审视一下铁伊作品中的人物，我们会发现其推理小说的非传统性色彩将更加浓烈。这也是铁伊的作品常遭至非推理小说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知道，传统的推理小说笔下的人物都是单一的平面型人物。因为这些推理小说的主旨显然都不是为了塑造一系列让人反复玩味挖掘的人物形象，而是要在充满悬疑的气氛中让侦探推断破解一个个谜案，以满足人们的探求欲。这样的主旨自然会要求推理作家们创造出更加离奇曲折的情节，而不是在推理中揭橥人性特征、昭示个性的光芒，因为刻画圆型人物形象对于通俗文学范畴的推理小说来说，是颇为不易做到的。当然，并不是说传统推理小说没有圆型人物，只是这样的小说形象实在少，而且大都是名侦探，比如波洛。然而这样的名侦探是的的确确的圆型人物吗？恐怕也未必，我们可以用“单一型的立体人物”来形容他们，就是说不论这些人物的性格如何千变万化、如何复杂多样，但总能找到一个起主导作用的性格特征作为中轴。这个起主导作用的性格中轴，制约、规定了其它性格的方方面面。举个例子，金田一耕助的特点可能大家都知道——个头很矮，有着鸟窝状的头发，平素以穿传统和服居多，一激动就不停地抓头，说话变得口吃严重；总的来说，就是形象猥琐，不修边幅，但断起案来却毫不含糊。从他的外观和习惯可以体现一种个性，算是立体人物，因为无法在其他书中找不到重叠部分。然而作为侦探，他始终是单一的，“起主导作用的性格中轴”就是他的睿智，即高超的推理能力，遇事冷静，有极强的洞察力，很少犯错。这样的“性格中轴”存在于绝大多数推理作品的侦探形象中，所以撇掉外观、举止等外化特征不看，金田一与波洛、明智小五郎、柯南、宋慈等人相比，又有哪些本质区别呢？
正因为有这样的人物塑造局限性，而前辈作家笔下的人物又是如此地难以逾越，一些推理小说家开始谋求新的出路。社会推理派的做法是“分化侦探”。所谓的分化有两种：一是数量上的变化，将单个侦探的独立推理变作多个侦探（往往表现为警视厅的十数人侦破小组）的协同破案；二是性格上的分化，将几乎完美的高智商侦探的性格特征分散到各个具有不同特长的小组成员身上，比如某某专擅验尸、某某推理能力超群、某某统筹水平高、某某会心理治疗，等等。这样的人物角色设定确实达到了避免出现单一雷同的侦探形象，但又造成了新的问题：分化后的诸个角色难以有更光彩的推理故事，反倒使凶手形象鲜活了不少，这是社会推理派作家们始料未及的。而且社会推理作品说教味很重，虽说提高了作品的文学地位和社会价值，却逐渐丧失了迷人的本色——那些能引起人们探究欲的悬念和缜密高超的推理细节，也同样没有塑造出深刻、具有代表性的圆型人物。
那么我们来看看铁伊是如何把握人物塑造的吧。《博来·法拉先生》一书从表面上看，是没有侦探这一推理小说不可或缺的角色的，也没有社会推理派作品中的那种刑侦组。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铁伊的小说里是没有警察局的，就连血案现场的直观性描述也有意避之，对于某一人物的死亡，读者多是通过间接途径（对话、心理活动、报纸广播等）了解到的，推理细节更是无从说起。在本书中，侦探这一角色实际上是由博来·法拉来充任的，事实上十多年前的那桩被众人认为自杀的案件也是他侦破的，可他起初并非想充当侦探，毕竟他是以柏特的身份进入那个大家庭的，他充当的是一个“骗子”，是别人用以骗取金钱财产的工具。博来是本书第三章才正式登场的，而且是作为艾力·洛丁心中如意算盘的计划实施的一枚重要棋子出现的，只因为一次偶然的相遇。博来那张亚叙别家族的标准脸庞让艾力笑逐言开，因为这样的先决条件无疑使他的计划实现了一半。然而博来并不吃这一套，他对财产并无觊觎之心，甚至可以说毫无兴趣。真正吸引博来的是莱契特庄园中的骏马，这是带给他人生最美好时光的事物，因为在美国西部的那一段回忆。进入柏特角色后，事情的发展似乎一直顺风顺水，完全朝着艾力的既定目标迈进，可博来所体现到的绝不是参与罪恶所带来的快感，而越来越深地珍惜起了那份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来的温暖亲情，甚至那死去的柏特都让他万分感激，因为他第一次感到了“家”的含义，第一次有长久住下来的冲动。那个计划的实现对他来说，已经如一张白纸般不重要的，履行完这道程序，实践好这张契约，摆脱别人算盘的困扰之后，自己也许真得会在莱契特幸福地度完余生。
以上就是该书的前半部分所要告诉我们的东西，但并不是作者希望我们只知道的东西。事实上，博来的这段经历为本书后半部分基调的转变埋下了很大的伏笔，却是读者回过头来审视才能发现作者的这种意图。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侦探”的色彩被无限地淡化了！或者说，推理小说的特点被隐藏了起来，而且很深！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于作者比较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塑造。尽管铁伊所叙述的是一件古典式的推理案件（如财产纠纷、家族矛盾等），但她往往因为较多地运用了现代文学技巧，如大量的心理描写、不断地视角转换、非传统的叙述模式等，使得她的作品更多地体现出现代小说印记，从而接近了雅文学的殿堂。作者独出机杼，是对推理文学样式的挑战，也是对普泛阅读程式的挑战，毕竟这样的写法必然带来造成某种不适应性的阅读隔阂，然而《博来·法拉先生》却合理地避开了这种尴尬。作为读者，我深深地为小说人物带来的真实感和生活气息而感到惊讶和叹服，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弥补了推理味道淡薄后的真空。诚如前文所说，作者主要是通过大量的真实细腻的心理描写和视角的不断转换来实现人物塑造的。我们在阅读该书前两章的时候，就能感觉到作者匠心独具。从来没有在一篇推理小说中读到大段的心理描写，碧翠一边听珍妮她们的讲话，一边联想着她们的父母，还有其他琐碎的往事……而由现实生活场景陡然转入心理独白，我们却丝毫感觉不到突兀，没有丁点斧凿的痕迹，一切都显得那样自然，仿佛碧翠在那时那刻正是那样想的。同时，小说的几个主要人物的最初登场也正是通过碧翠的视角所得到的，读者这时所看到的、听到的正是碧翠的感受。这样的写法无疑很清新。到了小说第三章，直至最后，碧翠的世界尽管仍不是出现，但已完全被博来的世界所代替。随着情节的继续，读者越来越容易地被博来牵着鼻子走，书中的各色人等走马灯般地在博来眼前闪动，同时被读者一个个认识。除去博来和西蒙这两个最主要人物和碧翠这个最主要配角外，其他所有人物的形象塑造，如爱莲的善良、露丝的天真、珍妮的成熟、南丝的体贴、乔治的睿智、桑度的忠朴等，都是通过博来的感受实现的。记得有人这么评价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作品：“在塑造人物方面，卡氏无疑是成功的。‘我’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的好处是透过‘我’得窥全豹。然而卡氏却告诉我们，这种好处有另一层含义，即还可以透过全豹来审视‘我’。或者这就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境界吧。”从文学价值上来说，铁伊的作品远没有卡尔维诺的深，但她同样达到了通过自我审视自我的境界，我们对博来的了解有一半是基于其他人物对他的看法和态度，这主要是以对话的方式实现的。博来作为一个陌生人来到这些人中间（柏特毕竟死去多年），这些人的态度由疑惑变为信任，由惶恐变为亲昵，不能不说，这是博来的人格魅力所致。他说话不多，但很懂得分寸，善于思考，很聪慧成熟，而又不倨傲，平易近人，所以他赢得了所有人的心，除了西蒙。
现在把话题转回来。照理说，既然铁伊的作品具备了不少雅文学特征，那么称呼她是推理小说家是否合适呢？答案是肯定的。以《博来·法拉先生》为例，小说着力刻画了博来（柏特）和西蒙这两个圆型人物，并通过他们之间的矛盾关系引出了十多年前的一桩事情，而这正是贯穿作品的主线，也是笼罩全书的悬疑之处。该书其实并不缺伏笔和悬念的设置，只是在这方面作者没有刻意去营造它。故事开头，艾力找到博来，让他助其完成他的“分一杯羹”的计划。艾力之所以相中博来，就是因为后者有张亚叙别的脸。而这一细节，作者在后文用相似的话反复强调过：“你一定要相信你真的很像……天下竟然有这么相象的人！”每一个认识或不认识柏特的人，只要认识亚叙别家族的人，都会毫无疑问地承认他应该是柏特，甚至会想，如果说他跟西蒙相象可能更合适些。很显然，博来不可能是外来的人，铁定是亚叙别家族的人。那他究竟是什么身份？又怎么会在外流浪，不被其亲属所知呢？这是一个悬念。还有个悬念：在所有人都相信博来应该是多年前被认为自杀了的柏特，而只有西蒙一人坚持说他不是。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仅仅是因为这个人会来跟他争夺祖上留下的遗产而难以接受自己可能失去继承权不敢面对事实吗？这些就是该书前半部分带给我们的问题，也促使我们手不释卷地把小说全部看完。随着博来对西蒙疑心的加重，小说的推理气氛越来越浓烈。西蒙对博来的态度也反复无常，但其实一直都没有变过，即从没觉得以博来的智商能威胁他自己的财产继承者的地位，直到博来把他和多年前的“谋杀案”联系在了一起。起初，西蒙并不在意这个陌生人，因为只有他知道柏特早被自己杀了，面前的这个人长相再貌似，也不是真柏特（牧师乔治也认出博来是假的）。所以，当西蒙初次看到博来的时候，突然绷紧的脸松弛下来，并伸出手表示友好。大家都以为西蒙已经不是很在意那笔财产了，其实后者那时打好了如意算盘，这个假柏特还有利用的价值。西蒙最终是个心机很重的人，容不得半粒沙子。其后他千方百计要害死博来，因为后者似乎看穿了他罪恶的心，并有可能揭发他的过去，尽管博来在他面前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这是“博来”英文“brat”的原意）。幸亏博来的御马术很强，否则西蒙将永远是个阳光男孩、正人君子。事实证明，西蒙的确老辣，若非皇天庇佑，博来必步柏特后尘。我们试将两人进行对照分析，可以看到，博来（柏特）和西蒙都是聪慧的人，性格稍内向，少言语，但一个沉稳，一个轻浮，像代表着人性的善恶两极。这则故事的前因后果，诚如一个规律：善有时是软弱的，会为恶所戕害，但恶的猖獗只是一时的，善终将战胜恶。不知这是不是作者希冀我们悟得的至理，但我们至少可以认为，铁伊的作品不仅仅是要叙述一个案件、一个推理，她要透过那支笔告诉我们足够多的世界！
三、田园式舞台设计
在展开这部分评论之前，请先阅读一段文字：“……碧翠悠然望向窗外的景致。在远处山顶的另一头，地势朝着海岸以及西势镇密集的屋顶那边倾斜下去，绵延了好几英里。而这一头则是比较高的山谷，海峡那边的大风吹不过来，又向着太阳，几棵大树因为长得高大挺拔，甚至散发着几分魅力。这份景致，在敞亮中又带着神秘的宁静。实在是很好的一份产业——一份丰富美好的产业。碧翠暗暗地期许西蒙能好好地继续经营下去……”（节选自《博来·法拉先生》第一章）
如以上那段优美的环境描写，书中比比皆是。铁伊的小说没有恐怖肃杀的封闭城堡，也没有喧嚣繁忙的大都市。我们在她的小说中读到的是一份静谧，一份安闲，一份幽雅，连命案都是那么地自然朴素，仿佛也是种美一般。大凡推理作家最重视的是情节的曲折和环环相扣，人物形象的塑造次之，小说环境的设计再次之。除了少数推理小说，如横沟正史、西村寿行的作品，充满了恐怖和诡秘的气氛外，一般作家都不大注重营造有意境的舞台氛围。即便阿婆也无出其右，铁伊又是个例外。这从上面的引文就能看得出来，通过对这篇小说的阅读，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莱契特庄园的美：和风、绿地、群丘、骏马、别墅……如此浓烈的乡土气息和宜人的田园风光！这样的舞台设计让我想起了哈代、勃朗特三姐妹等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作家们。
同样的小说风格，同样的英国气质。铁伊女性化的纤细笔触赋予故事舞台以人性美，她笔下的自然风光无不与小说人物的心理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寓情于景，借景抒情。我们在阅读《博来·法拉先生》的时候能完全感受到这种物与人、景与情的交织而化一，是《还乡》、《远离尘嚣》、《简爱》、《阿格尼斯·格雷》的风格，甚至还是简·奥斯丁式的。她的小说，正是我们所称作“性格与环境的小说”！“性格-环境”，似乎也是铁伊在她所有小说中的探讨主题。在环境对于小说气氛的渲染及烘托上，铁伊趋向于清新恬淡；在布局上，她也往往将环境置于开端与结尾，使整个作品将人引入到田园的纯朴中。这些你能体会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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