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武侠小说，就是以侠客义士为主角，以歌颂侠义精神为主旨，以小说为文学样式的叙事类通俗作品。它的产生、发展直至鼎盛，是中国传统文化史上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正如骑士文学只存在于欧洲，武侠小说只存在于华人世界，是中国的“土特产”。而它的魅力经久不衰，“凡华人处即有金庸小说”是为最佳佐证，其中所透射出的文化底蕴也难以“一言以蔽之”，但说侠意识最大程度地影响了武侠小说是毫不为过的。
综观整个泱泱中华史，中国之侠和独特的侠文化一直处于一种不受重视甚至屡受抑禁的地位。早在诸子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群侠纷起，著称于世，有鲁仲连、苏秦、侯嬴这样的游说之侠，有豫让、专诸、荆轲这样的行刺之侠，更有以和平主义提倡“非攻”的墨侠……但以“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为代表的反侠思想始终为统治者所接受和采纳，扰乱封建统治秩序的行为是他们所不容许的，中国之侠慢慢失去了培育抚养它的土壤，在漫长的封建史上时隐时现。
然而侠文化并不以统治阶级的主观意识所消灭，武侠作品始终在社会上流传着，并在唐传奇和晚清小说中两露圭角，显示了平民阶级侠意识的魄力和张力。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三侠五义》的出现，便是侠思想变化发展到急需准载体（根本意义的纯武侠作品）承载以适应新文化环境的必然结果。由此，侠意识对武侠作品的出现是功不可没的。
以下笔者试从侠意识的变化来探讨武侠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忠与义的问题。然终是一家之言，偏乖在所难免，望方家不吝赐教。
侠是封建社会中的特殊“社会角色”，故此侠有侠自身的角色意识，侠士们行侠非因盲目的情感、本能的冲动，是在迥异于一般世俗观念的某种意识观念（即侠意识观），如重义疏财、舍己为人、急公好义等的支配下采取行动的。那么这种侠意识渊源于何处呢？又是怎样影响武侠作品的创作的呢？
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曾指出：原始血亲氏族成员有着“相互支援，保卫和代偿损害的义务。”“为血亲复仇这种古老的习俗，在人类各部落中流行甚广，其渊源即出自氏族制度。”另据中国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中的一些记载，我们可以猜测侠意识很可能源于原始氏族公社中氏族成员在互助、疏财的基础上形成的原始正义观念。众所周知，原始社会生产力极端低下，大自然对人类的威胁以及异族间为争夺食物、人力所进行的斗争，使独立生存成为不可能，成员之间惟有互助，并为族人牺牲或复仇，才能维持部落的存在和发展公社的规模。因此，报复的渴望与平等的感情一起，成为正义思想的起源。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原始正义观念被一些学者大力倡扬，如墨家学说中的“兼爱”观点。诞生于春秋战国之际的侠士们，为他人解难或为国家解难，以及其复仇行为实际上都是按照原始正义观念行事的。
春秋战国是兼并不断、群雄并起的剧烈变动的混乱时代。乱世侠生，在原始正义观念的支配下，他们面对善恶、恩仇、敌友、真伪等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在行侠过程中初步形成了侠所特有的一些意识。这是侠意识的萌生期。同时也是侠意识的“义”的成分（源于原始氏族成员之间的互助意识）与“忠”的成分（源于为族人献身的复仇意识）的模糊结合期。其时，我们所说的真正的“忠”的意义尚未进入侠意识，因此忠、义是混一的。“士为知己者死”便是侠意识中忠、义首次对话的反映，是最原始的（或者说是早期的）侠义恩报观。而这种侠意识在当时文学作品中（尚未有武侠小说出现）的最好体现是史传中有关游侠的一些叙述，如侠士荆轲刺秦王而不成，身受八处创伤时，倚柱而笑，箕锯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史记·刺客列传》）其中所包涵的重义轻死、知恩图报的观念闻者自见。尽管春秋战国时萌生的侠意识和原始的忠义观，常给人零散之感，但随着后世历朝侠士的积极继承，成为侠义观念系的主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先秦侠意识的影响下，出现了一部被许多专家认为“开文言武侠之先”的小说《燕丹子》，塑造了荆轲这位名侠的生动形象。还有《吴越春秋》中的《越女》，写了越国一位少女向山中白猿所化的老人讨得无敌剑术，最后帮助越王句践灭吴的故事，但小说因缺乏侠意识，只能算是武侠小说的雏形了。不过倒为金庸写作《越女剑》提供了绝好的素材。
两汉魏晋时期，是侠意识的定型期。司马迁的《史记》第一次将“侠”作为一类特殊角色正式载入，通过对先秦游侠的褒扬与“精神分析”，初步总结了远古以来的侠意识观念，使之系统化和定型化，其主要内容有：其一，侠“其言必行，其行必果”，一诺千金重，严守信约；其二，侠“赴士之厄困”。趋人之急。义之当为；其三，侠“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居功不傲，不思图偿。这种侠意识深深影响着汉魏六朝的侠士们。但这种侠意识因为儒家思想在“罢黜百家”之后在社会各阶层大力推广而产生新的状况：复仇观念的发展与加强。孔子就曾主张为亲人复仇，而汉侠身上所体现出的亲仇必报意识相当强烈。这在唐以后的侠士更有继承，并曾在侠义小说中出现变态发展。如《水浒传》中武松血溅鸳鸯楼，杀尽张都监一家，再如《倚天屠龙记》中谢逊滥杀无辜，都可说是“仇变”的典型。复仇仍要讲道义的侠意识观念在他们身上丧失殆尽，当然，他们的血腥举动也有其理应原谅之处，没有客观因素的刺激，他们是不会忘却侠之正道的。这里还有一点值得提起的，就是随着封建制度的渐趋巩固，代表着社会中下阶层意识的侠士们，惟有对他们所反对的势力采取妥协和屈就，才能生存和发展。因此侠意识中“忠”的成分开始出现质变，忠义并举渐渐成为不可能，有着分化的趋势。这种现象在某些历史作品中都有所反映，如《广陵散》中“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性喜行侠，但此种侠气为当权者所不容，对司马氏统治集团倒行逆施行为的攻讦影射，终使这位具有侠义精神的名士殒命，“《广陵散》古曲遂成绝响。”不少当时的侠士当上将军之后，从平民走向贵族，从义士演变为忠臣，侠气退隐了。那么这种现象的渊源又在哪儿呢？
我们知道，原始社会成员间起初是人人平等，没有阶级对立的，但由于人们缺乏对大自然物质世界和自身精神世界的明确认识，充满着对灾难和世事变化的敬畏和困惑，随着社会剩余产品和战俘的大量出现，某些具有历史超前意识的人群，试图用在自身头脑中不自觉形成的原始鬼神观念（巫意识的前身），通过施行神秘仪式接近人们所普遍不理解的世界，并成为鬼神的化身，创立起代表自己力量的图腾，而被推为部落的酋长，获得领导者的地位和驾驭部众的权力，接受众人非阶级观念的原始崇拜，占有更大限度的剩余产品和战俘，并成为古代神话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可以这么说，部落成员对其酋长的敬畏和无条件忠诚，便是日后侠意识中“忠”的观念之源。《天龙八部》中女真族对萧峰的敬畏和忠诚，不止是因为他的义薄云天，更是因为他的空手暴虎的勇胆和非凡的神力，连完颜阿骨打这样的部落领袖都敬之如天人，这正是以上原始文化现象的真实写照。酋长，既是巫师，又是人主，他是神性和人性的合一。进入到封建社会后，天人合一观念深深影响着上层阶级，统治者不断神化君权，使得世人骨子里有了忠君、忠主就是天神崇拜的不自觉观念。
至唐宋元明之际，侠意识观念在定型后，由于时代的变迁而丰富、扩展，如“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大侠义观，“任侠十三戒”的行侠自律观等等，但由于其时封建社会进入高度繁荣并转向腐朽灭亡之前期，与之相适应的封建中央集权日趋集中，以及自宋初形成的重文轻武的理念深入到民间，使得行侠仗义成为史书中的极个别现象，如元世祖时侠士王著刺杀敛财贪官阿合马，为民请命，是时少有。被当时或稍后学者过多渲染和极度提倡的是宋江、岳飞的爱国忠君思想，勇侠施全的刺秦（桧）之举却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小义”。侠意识尽管深入人心，流传甚广，但受到了正统意识的极端压制，因此明代特务猖獗，世人道路以目而无人言侠的历史现象，也就可以理解了。这段时期是侠意识的潜进期，也是忠、义实现彻底分化的时期，“忠义不能两全”之类的话被屡次提起，忠与义的行为很少同时出现了。这种现象影响下的武侠小说也有着忠、义分化的特点。唐武侠传奇《虬髯客传》“风尘三侠”的朋友之义，宋沈俶的《谐史》中盗侠“我来也”的劫富济贫的义举……这都只言“义”。以塑造民族之侠岳飞形象为主题的《说岳全传》和以仙侠斗法为主要内容的《封神演义》，因其具有的武侠成分，当可列为武侠小说的前驱和旁支，但这两部作品通篇透着一股“忠君”、“忠主”之气。后者的主要成就就是为民国时期平江不肖生和还珠楼主的写作提供了大量经验。值得注意的是英雄传奇类侠义小说《水浒传》，第一次探讨了忠与义的矛盾，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然而因作者与历史的局限，终未成功，反给人忠义两失的遗憾。
晚清至二十世纪末，是侠意识的成熟期，也是忠、义观念由彻底分化走向困惑接触，最后实现完全互融（混而化一）的时期。晚清民国时期，封建制度由没落走向解体，社会板荡不安，外患内乱迭起。民间之侠大量增加，侠意识更有了新的内容，并完全走向成熟，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强烈的报国观念，出现了崇尚“为国为民”的大侠和惩治驱除贪官污吏、卖国贼的勇侠的结合。如大侠霍元甲曾于创办精武体操会所发表的公告上说道：“我中华古国数千载，有荣有辱，然全无今日辱之甚也……古人云：无气之人罔不死，无气之人罔不亡。此言善矣……愿海内同胞，振奋精神，加入斯道（精武门），强魄健体，自卫卫人，使我中华大地，再现勃勃生机。”（晨曲《霍元甲》）其二，江湖同道有难拔刀，团结一心。这是与明清之际民间一些带有侠义性质的会、道门组织和镖行的大量出现分不开的，如白莲教主张“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以周行天下”。（邵雍《中国会道门》）这种团体意识与共赴国难的民族意识是本位一体的。其三，严于自律，施恩不言报，轻视个人情感。如据《虞初广志》载，桐庐义侠苗喜凤，曾救得一即受某恶少奸污的少女，少女感恩，欲以身相许，苗侠言道：“救汝而娶汝，众以我私，当耻笑于天下，不若寻一佳婿予汝。”后其果将此女嫁与一当地名士，并赠银成之，传为一时佳话。这也为日后武侠作品中“英雄气短”与“儿女情长”的思想斗争的描写提供了范例和素材。有基于以上侠意识的三大基本内容，武侠小说面对忠与义的冲突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清代武侠小说在众多因素的影响下，发展成为中国侠文化史上的第一个小说高产期。面对忠与义的困惑现象，小说家们做出了三方面的尝试。第一，是侠义与公案的结合，义依附于忠，忠是间接的，是条件和手段，侠才是最终目标，这使得忠与义再次走上了合作的道路，但这又与先秦、两汉时的忠义模糊结合不同了。典型代表是《施公案》、《三侠五义》等。江南四大响马之一的黄天霸依附施仕纶，“七侠五义”依附包公和颜查散，虽说含有强烈的忠主观念，但施、包等人都是名气极响的清官，侠士们通过政治力量的襄助，来打击贪官恶霸，更能取到行侠仗义的效果。因此，不能全盘否定，指责他们沦为朝廷鹰犬，毕竟他们维护了社会安定，反映和解决了一些民生疾苦，还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另外，《三侠五义》还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以五鼠、七侠为主角，清官角色退居二线甚至三线。第二，是侠义与言情的结合，义举在完成后退隐幕后，言情成为主要着色对象，家庭伦理、侠士爱情成为基本框架，忠与义的冲突与困惑，被爱情淡化了。典型代表是《儿女英雄传》、《绿牡丹》等。十三妹行侠仗义后，与村女张金凤二女共事一夫，开始了治家理财的闺阁生活。尽管它抹杀了社会现实的残酷性，但也为武侠增加了言情的题材，民国时期王度庐的“鹤—铁”系列中如泣如诉的哀婉武侠情结，不能不说是受这部作品影响的。第三，是侠义与剑仙的结合，用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笔调，幻化人世，创造虚无世界，完全避开忠的困扰，单面歌颂侠士，国家与民族意识淡薄，只有武林同道的义气热助。典型代表是《七剑十三侠》和《蜀山剑侠传》。前者中的“七子十三生”，后者中的“三仙二老”、“三英二云”，都是能够呼风唤雨、剑光锄奸的剑仙，他们的出现大大增加了武侠小说的神奇魅力，也打破了早期武侠小说的那种传统逼真的有招有式的常规，上承唐武侠传奇的剑侠之气，下启古龙、温瑞安的新派武侠之风。如“小李飞刀”的例不虚发、杀人于无形，“神州奇侠”萧秋水的绝招“漫天花雨”，处处剑影，虚实难分，皆源于此。古温二人大大发展了清人的这一探索。另外，金庸的《笑傲江湖》也载有类似的仙招。
随着侠意识观的完全成熟和新派武侠小说的崛起，使得彻底解决忠与义的冲突与困惑成为可能。而真正为完成忠、义两观念的根本互融的是金庸。可以这么说，金庸的十五部小说的思想脉络，就是忠与义问题的探讨过程。我们知道，古龙的义是平民化的，也只有金庸上升到了国家民族的高度上。在古龙热衷于情节的曲折、人物的个性与感情的冲突这两个方面时，金庸似乎把兴趣放在了如何解决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上，具体的说就是如何解决忠和义的矛盾问题，这从金庸写《书剑》的时候就开始了，但一直停留在梁羽生的高度，哪怕是《射》、《倚》也是很肤浅的，并不比《水浒》好到什么地方去，是比较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国家利益或忠君观念临驾于兄弟之义的情况之上，郭靖只知一味死守襄阳，赵敏和云中燕（《风云雷电》中的主要人物）的亲汉行为被汉人当作弃暗投明的佐证加以宣扬和歌颂，其实谁知道孰暗孰明呢？萧峰完全不是这样想的，他极力想保全两者，希望忠和义在他的努力之下得到融合，能够作到两全，这是骨子里的和平主义和众生平等的观念在影响着他，在这方面，萧远山似乎是比那些丐帮弟兄和辽国君主更了解萧峰的，他让他儿子有生之年一定要保得大辽和赵宋边境相安无事，没有了民族主义的思想，萧峰的死带来了和平，金庸是写悲还是写乐呢？这本书情节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此。金庸在其后的创作中，还是想在这方面有所突破的，《笑》中正邪之分被令狐冲嗤之以鼻，也是对忠与义矛盾的看法的另一种释放方式，而且更加深刻了，所谓的正并不正，邪也并不邪！也许韦小宝是最看得清这一问题的人，他说，他不交代天地会弟兄的下落是对天地会的忠，是对那帮兄弟的义；他们想谋害皇上，他也及时阻止或报知皇上，这也是对皇上的忠，是对小玄子的义，看来在韦小宝心目中，忠与义本没有矛盾，忠就是义，义也即忠，我们看事物似乎还没有他敏锐呢！至此，忠义之争因小宝的说话与行动，实现互融，难分彼此了。这也是为什么韦小宝会成为文学史上的典型形象？“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在小宝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倪匡《金庸笔下的男女》）金庸武侠也无怪乎“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严家炎）之称了。
综上所述，侠意识从春秋战国诞生以来，历经两千多年沧桑，最终成为一个独特的观念体系。它的流播促成了武侠小说的产生、发展、成熟，并造就了大量的侠文化心理与内蕴的探索者，忠义问题也成了武侠作品的永恒话题。同时它也进入到历代人民的心灵深处，成为中华民族泱泱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要参考书目]
陈山：《中国武侠史》，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
董跃忠：《武侠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曹正文：《中国侠文化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郑春元：《侠客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曹亦冰：《侠义公案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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